後來，我再次在偶然機會下通過一位過港的朋友認識悉尼Powerhouse博物館的Claire Roberts。Roberts本身也有探索Hedda Morrison的生平和作品，並告訴我Hedda的丈夫Alastair Morrison在澳洲坎培拉定居。1995年底，Alastair回覆我首封函件時說：「香港照片的下落實頗成謎，倘你有任何發現，至為可感。」一年後，1996年4月，我與Alastair Morrison首次會面。他的家掛滿了妻子最值得紀念的照片。我們打從第一次會面已建立了共同的目標，就是設法搜尋和出版Hedda在香港拍攝的照片。 1980年代後期，Hedda Morrison知道她畢生作品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決定將照片和底片託付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和康奈爾大學圖書館。Hedda於1991年12月辭世後不久，Alastair履行妻子的遺言，將她的中國照片贈予哈佛大學，而東南亞作品則贈予康奈爾大學。 Hedda Morrison希望將她的畢生作品分門別類，可是這項工作規模龐大，加上她晚年疾病纏身，最後始終無法成事。因此，她的照片於1992年贈予哈佛大學時，唯一的記錄差不多全部來自Hedda的存檔系統。一如大部份攝影師，她存檔的大部份是多年來拍攝的照片。加上Hedda的摘要文件完全沒有提及任何香港照片，令搜尋1946-47年香港照片的初期調查工作加倍困難。 Hedda Morrison香港照片的重要性除了涉獵範疇和攝影質素外，還有三個重要歷史和社會意義。首先，她有獨特的見解，不受刊物、僱主或任何其他偏激個人社會政治觀念左右，加強了作品的客觀性。第二，香港在1930至1950年代初經歷連番動盪，卻少有照片記錄當時的情況，也沒有任何具Hedda同樣水平的攝影師拍攝過主題連貫的作品。第三，1946至47年香港正面臨劇變，經濟和社會狀況在短短十年間面目全非，Hedda的民族風土照片正好如實反映當時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