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悉Hedda Morrison照片的下落，促使我更起勁於1996年在香港展開調查，可是仍無所獲。康奈爾找到了一些Hedda後期過港時拍攝的底片和原大相辦。哈佛燕京專責處理照片收藏品的Raymond Lum，也受Hedda的照片數量繁多、缺乏資料和Hedda頗為獨特的存檔系統所掣肘。底片盒子上完全沒有隻字提到香港，只找到數張照片，那只不過是Hedda於1988年所出書本的複製品，根本沒有香港的底片。不過，誠如Raymond Lum指出，哈佛燕京的藏品仍有待編製完整目錄，無法確定其內容。究竟散落的香港底片仍然存在嗎？

1996年11月，一切驟然改變。在不斷加厚的「Hedda香港」通信堆中，一張如今已發黃的傳真紙說明底蘊。Ray Lum在那個月來信表示：「我們將部分圖書館材料上架時，發現更多Hedda Morrison的香港照片及其底片。」當中還有一份Hedda的回憶錄，簡略記錄了她在1946至47年間的香港體驗。我的預感原來是正確的：Hedda Morrison就像大部份攝影師一樣，雖然不善於存檔工作，卻不會忘記妥善保存無法替代的底片。

探索工作現在加上了一層更深的個人意義，我觀賞的正是Hedda Morrison本人極渴望出版的照片。處理這批底片時，對Hedda的緬懷之情不禁湧上心頭，這些脆弱而歷史久遠的方格膠片，除了Hedda本人便從來沒有人看過或碰過。它們每張都是Hedda輕按快門剎那間的傑作，當中蘊涵記實照片所帶出的個人遭遇、滿足感和挑戰。

發起計劃的香港自然環境攝影基金會為這項重要工作爭取資助時，磋跎了數年亦難有寸進。2004年1月，終取得計劃資助，我第三次前往哈佛大學及哈佛燕京圖書館，此行帶著明確的目標，就是將底片按目分類，再加以選輯。澳洲的Alastair Morrison一直給予我無限的鼓勵，卻從沒有任何干預。當我和他再次聚首，記錄Hedda生平事跡和攝影技術的時候，他半帶開玩笑對我說：「固執總有回報。」